杭州市江干区法院包庇浙江之信销售无3C认证违法车辆

  浙江之信汽车有限公司违法销售无3C产品
  杭州市江干区法院与被告合谋串通欺骗原告
  三个车架号的错版奔驰,发动机故障频出,这条新闻曾经上过各大汽车投诉网站的首页和法制日报,北京经济参考报等各大报纸,看过的朋友们一定还记得吧。2008年12月在浙江之信4S店购买一辆进口奔驰,至2010年9月18日车子发动机两次冒烟,先后两次送该店检查,在没有检查出问题的情况下趁车主不在偷偷将发动机拆解至今还停放在该店已经三年多的时间了,经过调查我们认为该车并非质量问题这么简单,我们发现在不同的文件上记载着有三个不相同的车架号,随车保养小册还贴着保养记录卡,证明了该车在销售前就已经维修保养过。更让人惊讶的是该案涉车辆上无3C认证合格标志,随车没有车辆一致性证书,因此案涉车辆属于从生产到流通环节逃避国家汽车产品强制性认证检验监督管理的三无产品。
  在多次交涉无果后于2011年11月11日,以合同纠纷一案诉讼江干区法院。
  民事诉状:原告周国彦,男,汉族,1954年8月16日出生,住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江一村江南豪园10-201室。
  被告浙江之江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下沙大道1163号,法定代表人金志云经理。
  案由:买卖合同纠纷
  诉讼请求:判令(1)被告退还原告购车款69万元并支付一倍的赔偿款69万元、赔偿原告缴纳的车辆购置税和办理牌照的费用5.9925万元,合计143.9925万元;(2)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事实与理由:
  2008年11月13日,原告女儿周可与被告签订一份”浙江之信购销合同”,约定,周可以人民币69万元的价格向被告购买一辆德国原装奔驰牌轿车,合同”购买车型”栏内注明”CLK280C新款“,12月16日前提车等。合同项下车辆后改由原告购买,被告开具给原告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记载,该车厂牌型号为梅塞德斯-奔驰2996CCCLK280,产地德国,发动机号27294031091649,车辆识别号/车架号为WDBTJ54J08F266815等。
  2008年12月16日,原告前往被告处提车。提车时原告发现该车有两处疑点,其一,销售发票载明车型”CLK280“与购销合同约定”CLK280C新款“不符,被告对此未给出合理解释,仅声称两者完全一致;其二,被告交付的车辆尾部车标为CLK350,而非原告购买的CLK280,经原告提出质疑,被告称系原厂出厂时就已贴错,并承诺可由原生产厂对此出具证明。对被告的解释,原告虽充满疑虑,认为向以严谨著称的德国生产厂家绝不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但鉴于已付车款,且被告承诺对贴错车标问题由生产厂出具证明,加之车辆若仅系贴错车标而无其他质量问题,则无大碍,最后还是提取了车辆。
  但是,原告在使用过程中发生的一系列事实,使原告越来越有理由相信案涉车辆是一台问题车、残次车:
  2010年9月18日,周可驾驶案涉车辆行驶至滨江区月明路时,车辆排气管突冒浓烟并抛锚,后由拖车公司将车辆拖至被告处检修。9月22日,被告称已修复。但在相隔半月之后(2010年10月9日),案涉车辆在行驶中再次发生排气管冒浓烟的险情,被告再次把车接收入厂检查。在检查过程中,被告维修人员未经原告授权即欲拆解发动机,幸被原告及时发现而未遂。
  上述情况加重了原告的疑虑,为弄清事实真相,原告只得向工商部门投诉。在工商部门调处过程中,被告对原告提出的一系列疑问均未作出合理解释。
  因向工商部门投诉仍未消除原告疑虑,被告又拒绝向原告说明真实情况,无奈之下,原告又数次要求梅塞德斯-奔驰(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称奔驰中国销售公司)作出合理解释。奔驰中国销售公司工作人员先后三次回函(未加盖该公司印鉴,下同)。第一份函(2010年11月5日)载明底盘号(即识别号)为WDB2093541F2668154;原告提出异议后,奔驰中国销售公司在第二份函(2010年12月29日)中,只强调货物进口证明书及进口机动车随车检验单及车辆登记证书完全一致,同时表示,安涉车辆的车辆识别代码为WDBTJ54J08F266815。经原告询专业人士,专业人士表示,车辆的识别码如同居民身份证,是唯一的且在自车辆出厂后三十年内不会重复,而在案涉汽车的车辆数据卡信息中,却出现了两个车辆识别号,即WDBTJ54J08F266815和WDB2093541F266815 4。原告再次要求奔驰中国销售公司作出解释。2011年3月7日,奔驰中国销售公司第三次回函称,在车辆识别代码体系中存在两套编码体系,一套适用于欧洲市场(FIN),另一套主要用于美国等其他市场(VIN);至于为何出现第18位码,函称此系厂方内部使用的编码,为厂方制定编排内部工作流程和规则而使用,该解释实难令人信服。带着对案涉车辆真实身份的疑虑,原告在他人的帮助下查看了被告交付给原告的英文保养手册,竟然发现该保养手册上赫然记录着第三个识别号:WDB2093541F266815 6。对于原告的这一系列疑问,无论是被告还是奔驰中国销售公司,至今均未作出持之有据、令人信服的解释。
  综合以上情况,原告认为,被告销售给原告的是残次车,被告的行为属于销售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的商品或销售“残次品”、“等外品”等商品未说明或者谎称是正品以及销售的商品应该检验、检疫而未检验、检疫等的欺诈销售行为,根据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第五十一条之规定,被告除应退还原告购车款,还应赔偿原告一倍购车款损失以及原告办理牌照的费用。鉴于与被告协商和工商部门调处未果,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具状于贵院,请求依法判如原告所请。
  此致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具状人:周国彦
  2011年9月8日
  在诉讼过程中为使案件能顺利进行,特委托该院申请司法鉴定。在申请过程中两家司法鉴定所向法院回函中要求“启动鉴定必备的材料3C证书、一致性认证书和原厂证明方可启动鉴定程序”。由于被告不能提供鉴定所具备的条件,原告无奈的等待着。到了2013年3月13日受委托鉴定单位浙江省计量科学研究院(质量鉴定事务所)回复给江干区法院的信函中的第二条中说“我院已收到法院转交的销售方提供的鉴定材料如下:其中第四点载明涉案车辆的“中国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复印件,即3C证书”。该回函由江干区九堡法庭在2013年4月2日组织的原、被告协调会上交给原告,并催促交鉴定费。我方律师当面明确告知法官已去鉴定所核实过3C证书(之前接该院电话通知让我方律师去鉴定所核实材料)。属于注销的3C证书且并不是案涉车辆的3C证书,因此原告不能交费。在江干区法院九堡法庭知道3C证书可能存在虚假情况下,又于2013年5月13日再次发催交鉴定费用通知书,同时表明“如你方逾期仍未交费,我院将依法撤回鉴定,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将由你方自行承担”。我方于2013年5月21日又向法院提交鉴定异议书,并提出根据鉴定通则(试行)第17条规定的要求,鉴定启动的前提不具备,因被告在长达两年的诉讼期内据不提供真实的3C证书、一致性证书和原厂证明,导致鉴定工作不能开展,即便贵院决定撤回鉴定委托,其不利后果也应由被告承担。
  2013年7月4日,一审开庭现场,被告应未能按鉴定要求提供鉴定的真实材料,原告当庭再次强烈要求被告提交3C证书和厂家一致性证书,该法庭庭长却说“这个问题不要再说了”,当场拒绝原告主张的权利。既然鉴定所已经在给法院回函中说明3C证书交了,为什么被告在庭审现场却又说“3C证书有不我们手里”。一个说交了、一个就是不交、一个又不让说话,这个文件到那去了?为什么不给原告看?相互矛盾。因此原告完全有理由说法庭不主持公道的包庇行为。
  又根据2003年11月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二十八条,“为了保护国家安全、防止欺诈行为、保护人体健康或者安全、保护动植物生命或者健康、保护环境,国家规定相关产品必须经过认证的,应当经过认证并标注认证标志后,方可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另根据2002年5月1日实施的《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第五条,“凡列入《目录》的产品,必须经国家指定的认证机构认证合格、取得指定认证机构颁发的认证证书、并加施认证标志后,方可出厂销售、进口和在经营性活动中使用。”而汽车产品是首批《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的产品目录》中公布的出厂销售和进口前必须经强制性产品认证并加施认证标志的产品。根据案涉车辆生产时适用的《机动车辆类强制性认证实施规则 汽车产品》(CNCA-02C-023:2008)第9.2条规定,“获得认证证书的汽车,应在汽车前风窗玻璃的右上角(按汽车前进方向)加贴规定的认证标志,挂车应在车辆的明显部位加贴规定的认证标志。应使用规格为60mm的认证标志。对于多阶段获证车辆,应保持各阶段认证标志。企业的每一辆获证车辆须在随车文件中附带附件3所列车辆一致性证书。以向消费者或有关部门明示认证产品信息和环保及燃料消耗指标。”根据以上管理规定,我国汽车整车产品从生产到销售流通,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监管法规体系。因此,按照以上监管法规,汽车制造厂在批量生产时应该持有有效的车型3C认证证书,车辆出厂时整车上应贴有整车3C认证合格标志,随车应附有车辆一致性证书以证明汽车产品的部件规格、参数符合3C认证证书的要求,并在销售时将一致性证书随车辆一并交付给购买人。但该案涉车辆上无3C认证合格标志,随车没有车辆一致性证书,因此案涉车辆属于从生产到流通环节逃避国家汽车产品强制性认证检验监督管理的三无产品。根据《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第五十一条第二款第一项、第八项之规定,被告的销售行为依法应认定构成销售欺诈。
  下面请看法院判决书第五条,关于涉案车辆的一致性认证书和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CCC证书)是这样认定的,根据《机动车辆类(汽车产品)强制性认证实施规则》的相关规定,自2010年1月1日起制造商须制作完成经认证机构认可的车辆一致性证书。本案所涉车辆的入境日期为2008年10月31日,因此被告称制造商未制作一致性证书,符合上述规定,本院予以采信。案涉车辆的发动机号码为27294031091649,该车已获得进口货物证明书,且该车的一般项目检验和安全性能检验均为合格,且案涉车辆已完成车辆登记,表明该车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CCC证书)的持有人或其授权人已向签发CCC证书的认证机构提交了涉案车辆的VIN和相关结构参数资料进行备案,并通过了检验检疫机构的入境验证。因此,原告认为案涉车辆未取得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CCC证书),亦不能成立。
  原告认为:1、被告提交的货物进口证明书、进口机动车随车检验单,不能说明进口车就等于原厂车,从该证明书的内容看,显然无法得出案涉车辆系德国奔驰原厂车辆的结论。是否系原厂新车的举证责任应是销售方,在货物进口证明书不能证明其主张的情况下,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依法应由其承担举证责任,而不应当由作为消费者的原告人来举证证明案涉车辆不是原厂车辆。关于进口机动车随车检验单,虽然系国家有关部门出具的书证,但该书证内容与车辆实际质量状况相矛盾:一则案涉车辆无3C整车认证合格标志,属于国家法规明令禁止进口、销售的产品,二则案涉车辆尾标与车辆实际参数不符,明显属于外观不合格产品。该检验单却得出案涉车辆包括外观质量等项目均检验合格的检验结论,因此该检验单的结论与事实不符,属有关部门违反检验职责的情况下作出的不真实结论,原审法院确认其证明力是错误的。被上诉人还须进一步举证证明案涉车辆性能质量在销售时已符合国家质量管控方面的规定要求。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未能提交证据否定证据的真实性”与事实不符且存在举证责任分配错误。
  2、2001年8月《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2003年颁布《中华人员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自此、中国认证认可工作进入国家统一管理全面规范的法制阶段,汽车产品是国家强制性认证产品,国人都知道先认证后进口的基本原则,如一审法院认为凭货物证明书、检验检疫单就是为以通过了3C认证,如按此推理说法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没有存在的必要,如按一审法院认为的一致性证书是从事2010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话,之前所进口的汽车都可以不用检验,国家监管部门是否有文件规定?
  一审法院判决原告诉讼请求不成立,一辆三无产品的违法车辆竟然判原告败诉,还有何法律可言?而法庭所有采纳的证据都是销售方梅塞德斯奔驰(中国)提供的信函,身为法官理应知道奔驰中国是销售方并非制造商,他不能即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所提供的材料、信函不具有说明力。从提供给一审法院的深圳市南方腾星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维保账单上看,电脑生成的账单(上牌日期)栏目中赫然写着2008年9月16日,而在浙江之信的维保账单上牌日是2008年12月17日相差3个月,从2008年9月16日上牌的时间上看该涉案车辆还未进入中国。更让人不可思意的是一审法院对证据的使用是对被告有力的用,对被告不力的证据不用,这样的判决能公平吗?既然鉴定所信函中说已收到法院转交来的3C证书,为何判决书中又以推理来判断被告通过3C认证了,根本是自相矛盾藐视国法,难道江干区九堡法庭的推理大于证据与法律?这究竟是为什么?、、、、、、、、。
  原告认为:杭州市江干区法院九堡法庭有法不依,包庇违法行为合谋串通欺骗原告实属渎职。从两次交鉴定费通知书上看,第一次预交鉴定费通知书是2012年3月5日,第二次是2013年5月13日,两次通知相差一年多时间为什么?就是被告拿不出司法鉴定索要的厂家真实材料,法院却不判定被告而认定原告承担举证不力的责任,还有天理可言吗?难道消费者在法制国家竟然体会不到法律的公正,竟然体会不到公民应有的权利吗?我们会一直坚定的走下去,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也为了得到公正的判决。
  以上材料有法庭现场记录、有判决书及大量证据为证如有不实本人承担法律责任。
  车主:周国彦
  2013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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