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源于不合理的制度设计
  
  
  我先从一个故事开始。我到了贵州毕节地区的一个乡,全乡有14000人,有锡矿、铅矿、煤矿,每天从这个乡运出去的矿值约40万元。开矿的是浙江、四川、云南的“大老板”,他们每年给乡政府提供的税收不足50万元,但来来往往的运矿车辆,每年损坏路面用以维修的资金不少于150万元。矿开了,资源没有了、环境破坏了,并且矿是有毒的,矿工没有任何劳动保护,每个劳工在矿里只能工作三个月就不能再工作了,时间长了有生命危险。这样的劳动,每个矿工的工资不到300元/月。如果你到矿上看到那些矿工,你的第一感觉是矿工和牲口没多大的差别。不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中的人是很难理解“宁可累死,不可饿死”的现实选择的。
  第二个故事:我去云南的一个贫困县,那些原始森林是九十年代以来砍伐的,砍树的时候没有任何补偿,因为主流社会的人说森林是国家的,砍伐森林自然不关当地人的事了。没有砍伐森林的时候,当地人主要以守猎为生,辅以简单的农作,生活还是比较舒坦的。树砍了之后,当地人不得不从守猎生活转向农耕生活,千辛万苦地造了梯田。最近几年,主流社会要保护环境,防止水土流失,政府强制当地人退耕还林。森林砍了,没有补偿;辛辛苦苦开的梯田,一个文件下来,说补给你每年三百斤粮食,给5――8年就了事,5---8年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啊?我身临其境的时候,无比的羞愧,为我们主流社会的人满口的仁义道德羞愧。很多人讲保护动物的时候表现的无比善良和慈悲,而面对弱势的同胞却是如此的不道义!
  一, 制度与贫困
  第一,产权制度。
  如果说森林、矿产资源是国家的,穷人分享不到收益也就罢了,但本来是穷人的财产,“国家”也要占有。
  不仅如此,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国家鼓励农民办粮食加工厂,一个加工厂要投资几十万、几百万。到了90年代,国家一个文件下来,不允许农民经营粮食了,农民损失惨重!国家不承担任何责任;八十年代政府鼓励农民贩猪、宰猪,九十年代,要“定点屠宰”,农民办起来的 生猪“一条龙”全垮了,谁也不赔啊;八十年代后期,允许农民经营种子、农药、化肥,九十年代,供销社重新专营,把农民害的可苦了。农民由此所负的债是一代人、两代人都还不清的。城里的企业破产了就破产了,农民的企业被逼得破产了,钱还是要还的。农民怎么不穷啊!
  第三,社会保障制度。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不覆盖农民的。这个极大的不平等说也是白说,不说也就罢了。可是,主流社会的人却破坏农民自己的保障制度。去年3月1日生效的《土地承包法》,规定土地承包30年、50年不变。假设我今年有十五、六岁,过五、六年,要娶妻、生子,我这一家人一分地也没有,政府也不给我任何的补偿,社会保障制度也不包含我,我怎么生存啊!生在农村,是一个农民,就应该天然的有拥有土地的权力,谁有权力剥夺人生存的权利?!每一部法律都不能违背《宪法》,《宪法》要保障人(和)权,农民最基本的权利就是拥有土地,拥有生存的权利。站在城里人的视角,《土地承包法》这是一部很好的法律,固化土地承包关系可以生产出更多、更廉价的农产品,供给城里人消费。我们有没有考虑到、那些生活在贫困地区的农民、一旦失去土地,他们怎么生活?我们为这些失去土地的人提供了什么样的社会保障呢?
  第五,税收制度。农民的人均收入是(每年)2000多块钱,不是可支配收入,这些收入中还含着种子、自己和牲口吃的粮食。国家按农户农产品产量的8。4%来收取农业税,但如果把农民自己消费和投入生产的这一块除开,那肯定是20%多或更高的税率了。再如果把粮食加工流通环节的税率考虑进去,农业的税率可能就在30%以上了。一个农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就只有几百块钱,要交税;城里人一个月有几百块钱的社会保障。城里人做生意亏本,可以不做;农民种地亏本,可不可以不种?不种(的话)可不可以不纳税?不可以,不种地照样纳税。农业是最弱质的产业,农民是最弱势的群体,却面对最不优惠的税收政策。农民怎么不贫困呢?
  我们在贵州大山里扶贫,不到1万块钱可以修1公里5米宽的山路,而政府去做扶贫,修1公里同样的路要8―10万块钱。那我们怎么配置资源呢?到村里去跟老百姓谈,群众说要修路,我们问怎么修,他们说只要乐施会提供炸药、铁锤、碎石机、碾压机、技术员就可以了,劳动力由他们自己组织。这样1公里路3000---8000元钱就够了。钱给他们,我们来做协作者,跟村民一起买炸药、机器,铁锤,风里来、雨里去,两年里6万多块钱修了26公里路。26公里路要是政府修,至少要200多万。
  有权力的人相信权力配置资源,有钱的人相信市场配置资源。其实,在解决贫困的问题上,权力配置资源不是最有效的,这个好理解;市场配置扶贫资源解决贫困问题也不是最有效的,这点很多人还没有认识。中国农村每天有3亿的劳动力在家里打麻将,中国农村每天有大量的事情没人干,过剩的劳动力市场配置不起来。中国解决农村贫困的最大资源是农村劳动力,配置农村劳动力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靠农民自己的组织。只有民间组织把劳动力资源配置起来与其他资源相结合,资源的利用效率才能最大化。
  第七,教育制度,医疗制度。这两个制度差不多,只说教育。人们似乎公认:“教育改变命运”。中西部的教育能改变中西部人民的命运吗?我看不能,反而使他们越来越苦难。我在我的《扶贫日记》里写过一个高中生,他的父母亲为了培养他这个高中生,借了一身的债,他高中毕业到城里打工,每月的工资400元,要用十几年的时间打工来还债。他说只要还清债攒够2000元钱,他就准备回到他的那个小山村去结婚,再不来打工了。那时候他大概有40岁了,不回山里城里人也不会要他打工了。现在的农村教育是什么?贫穷的父母亲,负了一身的债,支付了巨额的教育成本,好不容易培养一个高中生。高中生给了父母什么回报?没有!他把20――40岁黄金的时间给了城里,他得到了什么?没有!到了40岁,快要老了、城市和发达地区不要他了,把养老的包袱又甩给了中西部,甩给了穷人。教育是不是抽水机?教育不断的把中西部的资源向发达地区抽,不断的把穷人的资源往富人抽啊!
  医疗制度和教育制度一个样,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赘述了。
  很长时期,政府谈就业、失业问题,只谈城里人,农民不在这个话语里。直到今天,劳动法能保护的还是城里的职工,失业保障与农民工没有关系。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依然还存在严重的就业歧视。
  国家的金融资源也偏向解决城市居民和国有企业职工的就业,每年有数百亿的贷款给了国有企业;证券市场也有更多的资源被输入国有企业。重要的职能就是保障就业。
  解决农民的就业是不是没有办法呢?不是的。国家有很多的机会可以为农民提供就业。例如,1998年大洪水后,国家拿出数百亿元治理大江大河,长江大堤每方土12元,这样的好事给了大资本家做了,大资本家转包给农村的拖拉机施工,每方土3。6元承包出去,一方土坐地净赚8元多。如果是从农民就业的角度去考虑,几百亿可以解决多少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数百亿收入。再如,农村还有很多的水利工程待建,有的是要恢复原有功能。假如国家一时拿不出钱来,可不可以让农民先干上,发给农民劳动工积累券,农民可以凭券购买教育、医疗等服务或抵押给银行获得贷款。
  中国的农村什么最多,劳动力最多。每天有几亿农民没有活干,能挣钱的活专给有钱的人干,你说农民能不穷吗?
  工资制度是一个最大的抽水机。城里人的工资里面包含有结婚、生儿育女、孝敬父母的部分,还有再教育和养老部分。农民工的工资呢?它包含这些吗?不包含。农民工一个月就500元钱左右,他们不可能完成劳动力再生产、承担不了赡养老人的义务,自己养老的问题也无法解决。一个社会劳动力再生产不能完成,那比马克思笔下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更加残酷。
  工资制度对农民工严重的不人道,会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后果。
  第十,土地制度
  这还不够,国家2003年3月1号出台了《土地承包法》。这部法律规定土地的承包期30――50年不变。越是占地多的越有能力进城,很多进城的人当“地主”收租;越是占地少的越没有能力进城,只能给“地主”种地。贵州省的土地是80年代初期分到户的,后来一直没有调整过,20多年过去了,土地占用严重的不平衡,很多没有土地的人租种进了城的人(有些成为国家干部了)土地,一年交300斤的租子,此外还要交农业税。这样的农民怎么不穷啊!
  第十一,干部制度
  现在也搞民主,干部也要选,谁提名呢?上面提名。谁想当干部,还是要给上面送礼才行。现在的民主还是上面的要“民举”,就是借下面的手把上面要的人“举”上去,和原来的效果是一样的,只是更加劳民伤财了;其实,老百姓要的是下面的民主,是要把那些不为民服务的人选下来的民主,这些人不选下来,好人怎么选得上去呢?好人选不上去,农民怎么不穷呢?
  改革开放以来,立了很多法,法律制度也是抽水机。现在是依法治国,可是,来北京上访的人越来越多了,一年比一年多。这说明什么?法不管用。那“法”为什么不管用呢?。一个农民一年可支配的收入就是几百块钱,怎么打得起官司?怎么请得起律师和法官?穷人是用不起法律这个奢侈品的。当穷人用不起法律的时候,法就是富人或有权人用来欺负穷人的工具了。不打官司又没有其他方式救助,一般的情况就只有忍气吞声;实在是忍无可忍了,穷人才进紫京城。
  依法治国叫了很多年了,但犯法的农民越来越多了。一个农民从四川跑到北京打工,兜里只有500块钱,到了北京把车费一除,只剩下200块钱了。办暂住证、又要健康证,还要办什么证……需要很多钱,也不知道在那里办,为了生存只有不办了;要是不办,就是违法;不是违法,是不得不违法啊!穷人是逼得为了降低生存成本而不得不违法,真是冤枉啊!
  谁愿意从一个派出所所长变成一个流氓,但现在是不得不变成一个流氓。如果不变成流氓,所长就当不成了。所以,执法的也冤枉!
  有的人说中国的法制越来越完备了,中国社会越来越接近法制社会了,我相信一半。因为为少部分人服务的法制是越来越完备了,少数人的“法治”越来越被这个社会“默许”了。这个社会的多数人(特别是穷人),要想依法维护自己的权利,是越来越难以支付成本了。
  科技推广制度也是一个抽水机。农村急需要科技服务,这是毫无疑问的。农业大学的学生,读了四年大学,几年的硕士、博士,到农村当技术员,会去吗?当然不去!因为农村小农经济没有可能支付高价读大学后所需要的回报。市场配置技术,结果就是有农业技术的大学生远离农民、远离小农经济、农村的技术人员越来越少。技术是不是绝对的不下乡呢?不是的,比如杂交种子下乡了,技术为了追求高额回报以一种物化的特殊垄断方式下了乡,农民不得不付出使用“技术”的高额代价。所以,靠市场配置技术的结果是两个,一是技术人才远离农村;二是农民使用技术必须付出高成本。
  既然市场可以把技术配置好,那么干嘛还要送科技下乡呢?既然市场配置技术对落后的农村有害,干嘛把农业推广技术的部门推向市场呢?改革以来,有一条规律:我们的制度设计总是“打着减轻农民负担的旗帜”让农民越来越失利,总是让强势阶层越来越有利,科技推广制度只是一个缩影。
  很多人都认为,农村最早改革开放,分田单干了,农民肯定是市场的主体,肯定有市场主体的资格。其实不是这样的,今天的农民还没有获得完全的市场主体的地位。
  千家万户的小农户,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应对大资本的剥夺,才能增强市场主体性。但是,中国允许成立商会,还有很多很多的会,唯独农民要成立自己的组织却是难上难。市场经济条件下本来就处于不利的小农,怎么可能不穷啊!
  第十五,户籍制度。
  第十六,招标制度
  第十七,监督制度
  西安宝马假彩票案出现了,大家说主要是缺乏监督,公证部门不是监督部门吗?彩票管理中心不是监督部门吗?消费者协会不是监督部门吗?很多人又说了――现在的问题是谁来监督监督部门,需要在监督部门之上再安排监督部门。人民银行是监督银行的,现在又搞一个银监会,那我要问,假如银监会腐败了,那是不是再搞一个“强监银会”呢?
  要打破这个怪圈不是没有办法,那就是主权在民的人民民主监督。
  县里面开人民代表大会,十几个农民的代表权只相当于一个城里人的代表权。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更不用说了。就是一个乡镇开人民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干部,没有几个是纯农民的;有几个是纯农民的都是干部提名的。在我们的政治制度里,决定了人数最多的农民“失语”。
  类似上述导致贫困的制度还有,我一时也想不完整。
  主流社会对很多问题的认识就是建立自以为是的认识基础上的。就像当年回城知青对农民农村的认识一样。知青在乡下的时候,农民把最好的房间给他们住,让他们吃白米饭,而农民吃的是菜饭。有谁听说过饿死知识青年呢?没有。可那个时候有很多农民饿死了。有些知青回到城后,讲述在农村的苦难,说在农村浪费了十年的青春。当时,没有人认为这句话有问题,其实说这句话的人也并不一定有歧视农民的思想。但是这句话的潜台词――却是说世世代代的农民根本不是人――农民是人中的垃圾!正是主流人群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看作是人,把农民看作垃圾人,所以才有这些不平等的制度。这些不平等的制度设计,是有意或无意间设计出来的。所以,主流社会要认真反思;正因为是无意识的歧视,更应该认真反省。
  制度性贫困导致了结构性的贫困
  当在这种二元对立中得到了利益的人成为一个阶层的时候,弱势的一方要想获得平等地位是很困难的,这就形成了一种稳定的利益格局(结构)。这种结构一旦形成,很难打破它,已经固化。现在,主流人群强调“稳定压倒一切”。主流人群所说的“稳定压倒一切”是什么内涵呢?就是稳定既得利益。很多人以打着“稳定压倒一切”的这一口号为名,行固化他们既得利益之实。现在,很多腐败分子在台上的时候,讲的最多的就是“稳定压倒一切”,他们和江XX同志讲的稳定是不一样的稳定。
  要打破结构是很困难的。大多都是用破坏性的力量打破的结构。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出现过一次用和平方式打破结构的先例,那就是家庭承包瓦解了人民公社,由此引发市场经济替代了计划经济,社会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历史变革。
  当农民有了剩余以后,就要投资,就要消费,就要创办乡镇企业;而乡镇企业发展以后,农民觉得农村的天地太小了,就要到城里,也就有了一亿多农民工进城。这都是由于家庭经营解放了生产力,农民创造的增量不断增加,对国家的贡献越来越大,所以不断赎买权利又不断发展而带来的一系列变化。所以,人民公社的垮台以后的一系列变化是中国农民的一次“和平演变”。成本是巨大的,但比起农民革(和)命的代价要小多了。
  今天 ,我们要改变诸多的二元结构,农民是否还有足够的力量创造巨大的增量去赎买权利呢?似乎很难,最近十几年来没有看到任何的希望和机会,所以,不合理的结构更加固化了。怎么办呢?只有三个方法来打破:第一,强势的一方妥协和让步;第二,通过暴力来打破;第三,通过民主来打破。
  为了说明我对走向更加集权的担心,请大家回味我开场时讲的两个故事。这两个故事都潜伏着一个道理:当西部的资源(煤、电、天然气等)很廉价的让东部的资本家“开发”的时候,实际上是西部的资源转化成了东部的资本;当西部的资源不断的廉价输入东部和大城市的时候,会进一步促进东部和大城市的产业发展,会吸引更多的西部劳动力流向东部和大城市流动;当西部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都非常廉价的流向东部和大城市的时候,东部和大城市的产业资本怎么会西进呢?防止西部开发演变成“西部殖民”是必须面对的一个潜在的大问题。
  当百分之60-70%以上的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没有权力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化”,包括城市化,都只会更加使农民边缘化!当越来越多的人边缘化的时候会有民主化吗?!
  同学们,借用一句官话――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很多的重大问题我没有能力想清楚,我把这些问题留给你们,留给大学的老师,让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些问题。我们有责任找到一些比较好的途径、方式、方法,来改变现有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状况。好在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的发展观,把以人为本写到了党的旗帜上,为我们思考中国的未来打开了自(和)由的窗户。我相信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我们解决发展中各种新问题的思想武器和金钥匙。
  李昌平地址:贵阳市花溪区清溪路158号成发旅社1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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